苏贞昌下台送茶叶让人琢磨,岛内舆论称暗示留任者将饱受煎熬******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距离去年“九合一”败选过去了两个多月,台“行政院长”苏贞昌终于在1月30日率行政团队总辞。对岛内民众来说,这出“歹戏”虽然总算落幕了,但陈建仁31日将接棒,且行政部门成员多数没有更换,让他们实在难以对民进党当局今年的表现有什么期待。
“请各位继续耐住高温、泡出好茶”
苏贞昌1月30日召开临时院会并率领“阁员”总辞。他在致辞时称,他这次当“行政院长”当了1478天,真的是殚精竭虑,“当然限于自己的能力有限,还是觉得有些地方我们做得还不够……我们缘尽于此,当整个情势走到这里,需要有人承担的时候,就是我来担待,各位留下来”。苏贞昌自吹自己的团队“是被肯定的、被检验的、被留下来的”,纯度达万分之9999,成色十足。他接着回顾1月12日宴请时曾送大家一个茶壶,“今天我没什么可以送给大家,我送大家一些好茶叶,请各位继续耐住高温、泡出好茶”,还说“有时候不能尽意,所以在茶袋上我给各位留了一张小卡片代表我的心意,请各位琢磨”。
有岛内舆论分析称,苏贞昌的“临别赠言”以及茶叶暗示这些留任者未来将饱受煎熬。按惯例,苏贞昌会后与“阁员”合影拍“毕业照”留念。联合新闻网称,他“全程展露笑容,显得十分轻松”。
多人留任被批“不可思议”
1月31日,陈建仁将就任“行政院长”,全部“内阁”成员名单已经确定,除了“内政部”“文化部”“财政部”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有异动外,其余部会首长均获留任。台媒30日称,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将接任陆委会副主委,引发普遍质疑。2011年11月,当时的台北市议员林瑞图爆料称,郑文灿(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和梁文杰在同年6月前往澳门,接受博彩大亨陈盈助的招待,并无偿受赠约50万澳门元的赌场筹码,当时郑文灿是民进党桃园县党部主委,并参选桃园“立委”,梁则为台北市议员,担任民进党发言人。梁、郑随后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告,诉请林瑞图赔偿两人各200万元新台币外,同时向士林地方法院提起自诉,控告林诽谤罪。但法官认为林瑞图已经合理查证,而且是就可受公评之事进行评论,判决郑梁二人败诉确定。国民党“立委”李德维30日称,当年备受争议的郑文灿与梁文杰都将担任要职,蔡当局的用人标准到底在哪里?“立委”郑丽文痛批,完全不见梁文杰有何两岸经历与专长,民进党完全没有检讨败选原因,只见政治酬庸与派系分赃。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也表示,两岸事务相当复杂,且情势严峻,陆委会应找有经验的,而不是找在脸书骂人或上政论节目胡扯乱扯,扮演网军角色的人,他无法胜任陆委会这么重要的工作。
台“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获留任也被视为“不可思议”。中时电子报1月30日称,陈吉仲先前多次透露会回大学教书,回老家养猪,各界也猜测他将下台走人,没想到居然获留任。分析称,关键在于陈吉仲惯用补助政策,下任“主委”若无法延续,恐会招致批评,导致这一职位乏人问津。有农业学者认为,陈任内将台湾农业彻底打造成“福利事业”,还有农民不留情面地直言,“陈吉仲下台”才是最刻不容缓的农业政策。他有诸多争议,包括“1450事件”、开放莱猪、“班班吃石斑”未兑现、农产品出口成问题,只能不断使用补贴来掩盖施政不力。
上任后第一个冲击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台安全部门除了“国安局长”陈明通下台外,“外交部长”吴钊燮、“国防部长”邱国正与陆委会主委邱太三均留任。前民进党“立委”林浊水1月30日质疑称,兵役延长、应对解放军军演失当以及“论文门”都是民进党当局声望急挫的最大原因,针对处理两岸关系,民众评价也偏低,“但是政府人事异动,国安三巨头纹风不动合不合理?”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称,“行政院正副院长”都有学术伦理问题,难以成为社会仰望的对象。国民党要自我检讨,以此为鉴,更要努力团结,让民众信赖,以2024年下架民进党为目标,为台湾找出路。新的一年,他希望海峡两岸都能以对话取代对抗、以谋和消弭战争,回到10年前两岸的和平与繁荣。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这次“内阁”改组非常平庸且没有特色,可能都只是基于党内派系的利益。
“台湾民意基金会”董事长游盈隆更是气炸了,1月30日炮轰陈建仁“内阁”都是一堆“破铜烂铁”,让他不禁感慨蔡英文当局似乎是被虐待狂,常常搞那种授人以柄的事,然后被在野党和民众鞭笞。他说,31日陈建仁就要粉墨登场了,“正副院长”加9个新部会首长和发言人共11人,约占1/3,苏“内阁”成员2/3留任,基本上是小幅改组,并没有呼应社会主流民意希望全面或大幅改组。
台湾《中国时报》1月30日评论称,当局“新瓶装旧酒”看不出改革,但面对2024年选举,连打3场胜仗的国民党别想着靠“争议内阁”捡到枪,赶紧推出最强人选,才能好好为民众做事。《联合报》30日的社论称,港媒援引相关分析认为,一旦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窜台,解放军将采取“更加全面、震撼的行动方式”,借势把反“台独”军事行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而岛内新安全团队上任的第一个挑战,就是麦卡锡可能窜台的冲击。蔡英文当局将陷入两难,如果热烈欢迎麦卡锡,可能会得罪拜登政府;但如果不欢迎,又会得罪主导众议院的共和党,“不可不慎”。
新岁访巴金******
中新社记者 谷苇
又是一个春天开始了,踏着霏霏细雨,来到巴金的家里。他刚从北京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会回来,照旧“闭门谢客”,继续他的写作生活。
也许是江南的春寒,最难将息。这位78岁的老作家偶患微恙,有点“感冒”。但看他从楼上工作室下来,脚步还是轻快的。
在他的客厅坐定,先谈到了最近在北京参加作家协会理事会的感想。他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景,显然是乐观的。他说:现在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很有希望,他们在埋头苦干,有思想,有志气。他又重复他说过不止一次的那句有名的话:“一个作家,总还是要看他的创作。”
“我自然还要写作,只是做得慢些。”谈到新一年的愿望时,巴金说:“那几项工作,总要把它做完。但也不是一年都能做完的。”巴金的“几项工作”,确实都在进行着,不过有的项目进行得快一些,有的项目则进行得慢些。
为香港《大公报》所写的《随想录》,已出版了两集。巴金原想在80岁以前,以5年的时间写完五集。现在正在写第三集中的一些文章。他说:“不管这些文章发表与否,我总把它写出来,我是为祖国和人民写作,我写的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有些文章也许马上不一定发表,但将来还是会发表的。”
读者们当然也很关心他的小说创作进度,巴金正在写着一部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作家没有透露他的具体进度,问到“大概写了几万字了?”巴金微笑着回答:“这很难统计,反正在写。一定要把它写完的。”
“《创作回忆录》早已写完了。原来打算写10篇,结果写了11篇,都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过了。不久以前,香港三联书店已把它印成了单行本。”说着巴金自己走上楼去,拿了一本新书下来,签上名,送给我。这确是一本好书,不论是书的内容,还是书的印刷、装帧和设计。正像有的评介文章所说的那样,这本书“除了是一份记录巴金创作道路的珍贵资料外,还是一首充满了真情的长篇散文诗。”读过这些文章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
接着自然就谈到了作家正在译述的赫尔岑的回忆录,那部有名的《往事与随想》。第一本已于前两年出版,现在巴金正在继续其余四本的译述工作。对于这样一部卷帙浩繁,长达150万字的巨著的译作是否能够如期完成,确是有不少朋友为之担心。但是,重要的是译述者本人的态度——巴金始终是充满信心的。“因为种种原因,可能完成得慢些。比原定的计划……”所谓“种种原因”不外乎每年都可能有的、应邀去外国访问的任务——比如近几年来他已先后到法国、日本、瑞典、瑞士等国家访问过。这还不包括另外一些热情邀他去作友好访问、讲学、小住创作的国家。比如美国的“国际写作计划”中心的主持者聂华苓女士和诗人安格尔,在来华访问时,都曾热情提出邀请。但由于实在安排不出时间来,巴金都只好谢绝。此外,当然还有一些“非开不可”的会议。
当然,“开会”与写作是“两者不可兼得”的。有时为了开会,就不得不一再推延自己手中的工作。有时,还不得不应付一些报纸、刊物、出版社的“盛情约稿”。尽管多数编辑是同情、体谅作家的苦衷的,但在“一约”、“一谢”的过程里,总又得占掉一点时间。
谈到这几年国内外出版的巴金的著作,作家显然不愿意多谈什么,因为这在报纸上是经常有及时的报道的。巴金只说了一件事:四川的出版社决定出一部十卷集的《巴金选集》,第一卷今年就可以出来了。这部选集是巴金自己选编的。
“不是有一部十四卷集的《巴金文集》吗?是否可以再版呢?”我倒是一直很喜欢这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为了这部被张春桥、姚文元之类称作“十四卷邪书”的文集,巴金在已过去的“十年长夜”里吃够了苦。
“那部文集不想再版了。对读者来说,恐怕倒还是这部选集有用些,它包括了我解放以后30多年来的一些作品。至于文集,也许对一些专门做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人有用些,不过总可以借来看的。所以,我不愿意它再版了。”对于出书,巴金总是首先为读者的需要着想。
早在几年之前,巴金就倡议要建立一个“中国现代文学馆”。不论是在法国,或是在日本,看到别的国家所建立的文学资料馆,巴金总想到自己的祖国的文学历史资料是多么的丰富和宝贵,它又是多么地需要有一个专门的资料馆来从事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并为文学研究工作者提供工作上的方便。现在他的倡议,终于在逐渐有可能变成事实。国家的文化部门和许多作家,都热情地支持、拥护巴金的倡议。周而复把这个倡议,称作“一个迫切的倡议”,并且写了一封充满感情和提有具体建议的长信给巴金。茅盾去世之前,也决定把他的长篇小说《夕阳》(后改名为《子夜》)的原稿等等捐给未来的资料室,以表示他对巴金这个倡议的最有力支持。至于巴金自己,他早已准备一俟“中国现代文学馆”有了房子,就立即将自己所有著作的手稿,个人所藏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包括许多珍贵的、著名作家亲手题赠“初版本”书籍),以及他与国内外文学家往来的书信等等,都捐献给文学馆。除此而外,他还带头捐献了一笔为数不小的钱,为文学馆的建成“助以一臂之力”。
现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牌子已请叶圣陶先生写好了,正在物色合适的房子。
谈话的时间不算短了,应该让尊敬的作家稍事休息了。告别时,巴金坦率地笑着说:“四人帮”在台上的时候早就想把我搞死了。但我终于活了下来,这是“幸免”,也是“幸存”,所以我总是把这些年来的时间当作偶然的所得,因此也格外珍惜。我要把这些时间用来为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做点事情,当然,首先就是写作。其次,就是为自己“料理后事”,我不想立什么遗嘱,只想在自己活着的时候,把有些事一样一样处理好。比如把自己的藏书分门别类地捐献给国家,让它们到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去。比如主张办文学馆,尽自己的努力促其实现。还有我的稿费,也不想留给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要把它用在有益于国家建设、文学发展的地方。我希望能顺利地办完这些事情。
看着眼前这位对祖国、对人民、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家在“戏言身后事”,并不使人觉得有丝毫的好笑,倒觉得这正是作家的真诚和坦率。
我由衷地祝愿巴金长寿、健康。
(中新社上海1982年4月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