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化政治监督 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

　　强化政治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肩负的重大政治责任，是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党中央部署，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不断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监督，以有力有效的工作推动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

　　新征程上，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督促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

　　坚持从政治上看问题，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政治优势。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健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

　　作为管党治党的重要力量，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自觉担负起“两个维护”的特殊使命和重大责任。

　　一方面，自己坚决做到。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认真贯彻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每年向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报告工作，重大事项、重大案件、重要工作及时主动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请示报告，确保党中央牢牢掌握正风肃纪反腐的领导权、主动权。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各级纪检监察机关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开展学习活动，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

　　另一方面，督促全党做到。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持续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同危害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人和事作斗争，确保党的团结统一。

　　秦岭，素有“国家中央公园”之称，是重要生态屏障。针对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6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一些干部却阳奉阴违，致使违建屡禁不止。

　　对此，党中央扭住不放，一抓到底，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坚持从政治纪律查起，彻底查处秦岭北麓西安境内违建别墅整而未治、阳奉阴违、禁而未绝的问题。2018年7月以来，位于秦岭北麓西安境内的1100多栋违建别墅被依法拆除，多名领导干部因违纪违法被查处。

　　甘肃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环境污染、青海木里矿区非法采煤、湖南洞庭湖违规违法建设矮围……党的十八大以来查处的一批典型案例中，纪检监察机关都将政治监督与审查调查深度融合，把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落实到具体人和事，着力纠治政治偏差，推动问题得到解决。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将牢牢抓住政治纪律这个最根本、最重要的纪律，坚决防止和治理“七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对党阳奉阴违的“两面人”，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违纪违法行为，铲除拉帮结派、结党营私的政治团伙，消除党内存在的严重政治隐患，维护政治安全，确保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心怀“国之大者”，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河北雄安新区启动区，塔吊林立之间，一栋栋建筑破土而出。经过5年多的规划和建设，这座“未来之城”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聚焦“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22年10月以来，河北雄安新区纪工委监察组深入开展“走项目、查实情、解难题、保稳定”活动，走访调研在建重点项目15个，通过向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相关负责人、工人发放调查问卷，征集企业诉求和意见建议31条，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34个，为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保驾护航。

　　党中央决策部署到哪里，政治监督就跟进到哪里。

　　纪检监察机关开展政治监督的焦点始终围绕关乎全局、关乎长远、关乎根本的“国之大者”，坚决纠治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的政治偏差，建立健全台账管理、动态跟踪、限期办结、督查问责、“回头看”等措施制度，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落实见效。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求纪检监察机关更加主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密联系我国发展面临的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围绕落实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强化政治监督，找准政治监督的重点和着力点。

　　纪检监察机关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任务，聚焦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等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跟进监督、精准监督，积极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新征程上，纪检监察机关将加强对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的监督，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完整、准确、全面把握精神实质，谋实思路、扎实工作；聚焦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部署和党中央因时因势作出的决策部署，加强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处置、通报违反纪律、落实责任和措施不力等问题，促进形成自觉对标对表、积极履职尽责的良好氛围。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近年来，为确保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围绕生态环境保护、耕地保护等重点领域、重要事项，加强监督执纪问责。

　　对中央环保督察移交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问题进行滚动式督办；聚焦长江流域禁捕，督促有关地方纪委监委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督；对违建别墅问题专项清查整治部际协调机制移送的顶风违建别墅问题线索建立专门台账，要求有关地方限时办结；紧盯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情况跟进监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过打好专项监督、问题督办、以案促改、通报曝光“组合拳”，推动政治监督往深里走、往实里走。

　　强化政治监督，既要明确“抓什么”，还应注重“怎么抓”。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作了大量探索：完善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监督工作机制，建立健全一系列相关措施制度；突出对“一把手”的监督，确保“一把手”严以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利用信息化手段，汇总干部选拔任用“一报告两评议”结果、信访举报、案件管理、民意调查等数据，加强政治生态研判；通过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整治，推动解决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存在的问题……

　　一系列举措有力推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督促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时时处处向党中央看齐，扎扎实实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巡视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巡视的本质就是政治监督。截至目前，中央、省、市、县四级全部建立巡视巡察制度，179家中央单位开展内部巡视。

　　“深化政治巡视，始终突出加强对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行使权力的监督，深入检查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落实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情况。”中央巡视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将坚持政治巡视定位和中央巡视工作方针，认真研究谋划二十届中央巡视工作，及时推进《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23—2027年）》研究制定工作，把“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把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作为重中之重，把严的要求贯彻到政治巡视全过程各环节，使巡视工作更加科学、完善、有效，发挥政治巡视利剑作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记者 张洋）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